想说清史字，先要弄清它跟另外两个字的关系。
史、吏、事，这三个字密不可分。
从现在的字形看，前两个字的模样非常接近。事实上，后两个字的早期字形，也就是说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完全一样。
史的早期字形。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写法上左右相反，但字义上没有区别。
早期的吏字。
早期的事字。与吏字是不是没有差别？
从读音来看，史、事的声、韵母都相同。而它们仨的古音同在之部，即韵母相同（当然，现在的韵母也一样）。虽然吏的读音与史、事明显不同，但是，它与亻组合为使，使的读音又与史完全相同，说明了吏、史之间的血缘关系。
从字形与读音两方面来判断，这三个字就是同源字。据徐中舒所编《甲骨文字典》，史在甲骨文里其中的一个用法就相当于事。
这三个字的共同特点，就是下面都是一只手，手持一件物事。这件物事是什么呢？各家说法不一。
《说文解字》认为，史字里，上部是“中”，并解释道：史家写史，就应该中正，不偏不倚。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接受，但“史实”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早期的“中”很少长得像史字上部那样。
中的早期字形。
依我看，这三个字让我联想到耍中幡。北京的天桥中幡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中幡的来源是皇家仪仗。
当然，这三个字里，手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可以继续争论。
史与吏、事的区别就在于，其“中幡”更为简洁——保留主干，去其枝叶，这符合“史”的特点。耍“中幡”直立不倒，要不偏不倚，也符合史家的精神。
甲骨文的历史有多长，“史”字的历史就有多长，而且从未间断。从三皇五帝至今，大事固然有条不紊，一些具体细节也通过“史”传递下来，如荆轲刺秦、鸿门宴的人物表现，让我们觉得历历在目。
与世界上各国历史相比，中华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未中断，且严缜绵密。
中国的史官不论是写编年体，还是传记体，都把事情的先后顺序说得明明白白。在时间的记录上往往采取双保险：除了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还采用年号纪年：《春秋·庄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翌年重修岳阳楼。从民国开始，用西元纪年之后，我们就能很快推断出某事对应于西元的哪一年，比如：玄武门之变发生在西元626年；八国联军入侵发生在庚子年，对应于西元1900年。
二、视野宏阔。
从地理上看，一部《史记》的笔触东边到海、西边到羌、北到息慎、南到交趾以及滇国。
从人物上看，专职史官记录的对象以王侯将相居多，也记录了鸡鸣狗盗之徒、卖浆者流、刺客等。
从题材上看，不光有朝代更替、战争、谋略、人性，也有天文历法、音律、货殖、技艺、卜蓍等。
另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不是史书的书籍，比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武经总要》《管子》等替我们还原了工农兵医商等各门类的发展脉络、历史断面。
三、我国历史是一部信史。
文献中的说法与史实难免会有一些出入，但总体上说是一部信史，这表现在主干无误，枝叶经得住推敲，与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比如说，《史记》里面讲，秦始皇墓里，开凿沟槽以模拟我国的大江大河，并注以水银。该墓虽然没有发掘，但我们今天已经勘测到其覆土的汞含量异常地高。
《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这说明，汉武帝在云南那边封了夜郎王、滇王，并授予王印。也说明那边非常封闭，滇王、夜郎侯不知道滇国与大汉哪个大。这也是“夜郎自大”的出处。1956年11月，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
四、传承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
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讲的就是史家的硬骨头。齐庄公被大臣崔杼所杀，太史家三兄弟先后记下“崔杼弑君光”，因此都被崔杼所杀。太史家还有一个小弟仍坚持这么写，崔杼再也不敢杀了。而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氏兄弟被杀，拿起竹简，准备赴死，半路上听说太史家的小弟终于写下了这一笔，才返回家中。而晋国的史官董狐写下了“赵盾弑君”。赵盾不干了，说国君是我侄子赵穿杀的，我在逃亡途中，这笔账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国君被弒时，虽在逃亡途中，但还没有出境；归位后又没有惩罚弒君的赵穿。当然算你干的。赵盾也无可奈何。要知道，崔杼、赵盾都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
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汉武帝及几位先皇事迹时，也没有回避其负面。
有了这样的修史的传统，才能为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后世也有曲笔写史的，比如清人修《明史》，对某些人刻意贬损，饱受诟病。
在我国历史面前，把其他各国的历史端出来就不太好看了。
有的是历史较短，在近几百年内尚可把有关事件准确地标注在时空坐标里，再往前就说不清了。如美洲、澳洲近几百年殖民、移民的历史尚能说清，而之前这片土地上人类的过往经历已经湮灭了。
有的是补交“作业”。几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断，仿佛被神抽走了几段，如古希腊、古巴比伦。因为缺乏前人的文献，所谓出土文物跟文献不足以相互佐证，只能靠推测、臆想来填补那一段段空白，只好补交“作业”，甚至发生抄“作业”的事。西方经常爆出一些新闻，比如：法国某个天才少年破解了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地中海边的一个牧童在某个山洞里发现一个写有文字的羊皮卷；英国商人碰巧在埃及沙漠里发现一堆莎草纸手稿。你难道不觉得突兀吗——没有其他文物相伴，而且一出土就解决了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很熟悉类似的情节：秦朝末年，人们在一条鱼肚子里发现一片帛书，上有“大楚兴，陈胜王”六个字；元朝末年，修黄河的民工挖出一块独眼石头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字。某古国的编年史也抄得不伦不类。
罗塞塔石碑，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书写了同一段内容。法国一个少年就据此破译了古埃及文字。字迹清晰，没有漫漶迹象，石碑边缘像是刻意凿成的——这块石碑怎么看都不像蒙尘几千年的文物，很像一件行为艺术品。
有的史料很丰富，但没有经过有序的整理，比如印度的历史，缺乏准确的纪年——季羡林先生在著述中说，印度人重视讲故事，但不重视纪年，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印度没有历史”，这当然不是否定其历史的源远流长。
可以说，中华史如参天大树，主干之高、植根之深、枝叶之茂、荫翳之广，天下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