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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文碑刻凸显独特价值

发布时间:2023-10-07 作者:吴元丰 分类:学术交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有清一代,历时近300年,除满文档案和图书外,还形成了满文碑刻。无论是从形制和功用来看,还是从文字及内容来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形制传承有序


石刻文献,又称“石书”,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其地位仅次于写刻本的“纸书”。在石刻中,碑刻的数量居多,不仅体现雕刻工艺、书法艺术,而且反映历史人物、事件、建筑、礼仪等方面内容。碑刻始于秦,起初并无规定格式,至汉朝开始有所规定,除碑的高度外,其构成发生变化,出现“螭首龟趺”。至隋唐时期,碑的形制更加规范,体现封建等级制度。此后,历朝历代在遵循已有规制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对碑的形制或多或少都有新的规定,但从整体上来讲还是传承有序的,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和传承性。

石碑由碑首、碑身和碑座构成。碑首为龙形浮雕者,称为“螭首”;无龙形浮雕者,按其外形分别称 “方首”或“圆首”。碑首下为碑身,其正面称“碑阳”,背面称 “碑阴”,侧面称 “碑侧”。碑身下有碑座,称为 “碑趺”,其长方形者称“方趺”,龟状者称“龟趺”,中间稍细者称“须弥座”。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勒石立碑,对形状和尺寸大小都有严格规定,表明人物或事物身份等级,不得随意违规。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在统治制度方面,除有一定的创新举措外,主要还是沿袭以往朝代传承下来的基本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崇尚儒学,弘扬佛法,重视伦理,倡导道德,以彰显政权的继承性和正统性。

清入关前,从赫图阿拉进入辽沈地区后,随着满汉文化交流面的扩大,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立碑记事的传统,而且用多语种文字镌刻碑文。如天聪四年(1630)辽阳满汉二体合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崇德三年盛京满蒙汉藏四体合璧《莲花净土实胜寺碑》。然而,立碑之风尚未盛行,立碑范围也比较狭窄,没有出现墓碑,在形制上还无严格的规定。

清入关后,沿用以往朝代的做法,逐渐完善了立碑制度,等级严格,形制规范。顺治十年规定皇族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诸碑的格式,皆为龙首龟趺,但其尺寸不同,按品级加以区分。康熙十八年规定普通公、侯、伯及官员碑的格式,其中公、侯、伯、一品官员为螭首龟趺,二品官员为麒麟首龟趺,三品官员为天禄辟邪首龟趺,四品至七品官员为圆首方趺,按品级规定其尺寸大小。

除墓碑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石碑。如谕令榜示、进士题名、纪事赞颂、寺庙观堂、楼阁道桥、诗词杂文等类。这些石碑的形制基本上都遵循了传统的形制,其规格取决于立碑者或撰文者的身份,身份越高者,石碑的规格就越大。此类石碑多为皇帝下令建立或以皇帝名义撰文,故称“敕建”或“御制”之碑,等级最高,采用“螭首龟趺”,尺寸也较大。


功用一脉相承


在中国的历史上,勒石立碑的风尚经久不衰,延续数千年,承载诸多文化信息。这跟历朝历代崇尚礼仪和纪功颂德等举措紧密相关,具有其特定的功用。

哀诔纪念是石碑的普通功用。目前遗存的满文碑刻内,属于此功用者数量最多,这与清朝效仿明朝鼓励建立“封赠等官墓碑”直接有关系,因而盛行建立 “诰封”和“敕封”碑之风。另外,还有一种 “谕祭”之碑。有清一代建有功绩或高品级官员去世后,皇帝特派官员致祭,宣读奉命撰写的祭文,并将祭文勒石立碑。此类石碑都立在相关人的墓前,这也符合历朝历代约定俗成的传统。

纪功赞颂是石碑的典型功用。清朝不仅沿袭了以往的传统,而且发挥到极致,凡遇有重大事件,皇帝都下令立碑纪功,歌功颂德。此类石碑有的立于北京国子监,有的立在相关地方的文庙或事发地点,着力宣扬功德,为其统治服务。另外,还有一种纪功碑。清入关后,借鉴以往中原王朝的传统,崇礼厚葬,树碑立传,各皇帝陵前都建功德碑。

榜示劝导是石碑的特殊功用。历朝历代除了通过颁布政令和著书立说劝导人们行善、奋进、禁忌外,还用立碑方式榜示劝导。雍正二年规定,“新科进士榜后,立题名碑于国学,凡以重科名也”,以期“庶士子观览丰碑,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此外,还有劝学和劝诫的碑刻。如顺治年间立于国子监的《晓谕生员碑》,晓示培养人才的目的,对生员提出八项要求;康熙年间立于紫禁城午门内和都察院的《台省箴碑》,劝诫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秉公办事;乾隆年间立于京城校场的《谕习国语骑射碑》,强调保持“国语骑射”传统,劝导八旗子弟“学习骑射,娴熟国语”。

记事流传是石碑的基本功用。清入关后,以实现大一统为目标,妥加保护古迹,建造新的建筑,效仿传统做法立碑记事。顺治十六年特谕工部:“前代陵寝,神灵所栖,理应严为防护。”同时,还用满汉文镌刻,立碑于昌平的明皇陵,以期永久性保护。祭祀历代帝王的制度从唐开始,历经各朝,至明清时益加完善。嘉靖年间,在京建庙,崇祀历代帝王。清沿明制,继续祭祀的同时,分别在雍正和乾隆年间重新修缮,扩大入祀帝王的范围和数目,建立《历代帝王庙碑》《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碑》。乾隆帝十分重视历代帝王的祭奠,明确指出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此类记事流传的碑刻,其数量仅次于哀诔纪念类的碑刻,立于寺庙、宫观、祠堂、楼阁、桥梁、石道等处所。碑文的体例相仿,反映了各建筑和工程的来龙去脉、修建过程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情况。


文字同文之盛


文字的创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具备记事和传递信息的功能,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大一统的朝代之一,因民族构成的多元化、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以当时使用范围比较广的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和察合台文作为国家的通用文字,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使用,有时多语种文字还合璧使用。

清朝发迹于辽沈地区,入关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作为陪都,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加之建有永陵、福陵和昭陵,皇帝不时东巡祭祖。河北承德建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庙宇,皇帝时常到承德避暑围猎,召见少数民族首领,举行筵宴和诵经等活动。河北遵化市和易县建有清东陵和西陵,皇帝也定时前往祭奠。在清代形成了以北京为主并以盛京和承德为副的三个政治文化中心,加之辽宁和河北建有皇家陵寝,北京、辽宁、河北就成为当时满族人口较为集中且多民族交往交流的重点区域,其遗存的满文碑刻自然多于其他地区。

从碑文的时间来看,入关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满文碑刻最多,而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和入关后期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满文碑刻次之。这说明满文碑刻主要形成于入关后的前四朝时期,同时也反映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状况。随着满汉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至嘉庆年间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不少人直接使用汉语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语文的使用越来越少,汉语文的使用日益普遍。从时间考察满文碑刻的兴衰,与满语文的兴衰过程完全相符,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从兴到衰,体现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跨度和深度。

有清一代形成的满文碑刻,凡由官方建立者,无论在关外时期还是关内时期,几乎都是多语种文字合璧镌刻。这与清统治者所秉承的“同文之治”理念,以及彰显“同文之盛”的意义,都有一定的关联和影响。乾隆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的全盛时期,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实现了空前的中华大一统。不久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傅恒等办理京城各处“下马碑阴面加刻唐古忒、托忒、回子字”事宜,傅恒等在原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基础上,逐一加刻三种文字。乾隆四十八年又颁谕:“现在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著改用石牌,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是年再颁谕:“盛京大清门两旁立有下马木牌,著换立石牌,兼刊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 此次改立的盛京下马碑,与京城的有所不同,少了托忒字。“唐古忒”“西番”字,即指藏文;“托忒”字,即指新疆厄鲁特蒙古使用的托忒文;“回子”字,即指新疆维吾尔族使用的察合台文。从所存中国历代碑刻来看,某一个朝代形成如此多的多语种合璧碑刻,极其罕见,可谓清朝独有,表明国家一统和同文之盛。


内容兼容并蓄


满文碑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碑刻比较,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居首位,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按满文碑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人物、建筑、纪功和诗文等方面,各具特色。

人物方面。此类碑刻数量最多,主要有皇帝、王公、贝勒、贝子、大学士、尚书、侍郎、将军、都统、副都统、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皇室贵族及文武官员,又有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这些人物的碑刻,包括册封碑、诰封碑、敕封碑、谕祭碑、陵碑、墓碑、墓志等,反映人物的姓名、身世、封爵、官职及其业绩。从人物的民族身份来看,大部分是满族人。其次,还有一部分汉族人。这说明当时满汉民族随着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在礼仪和文化上趋于认同,彼此包容,和谐相处。

建筑方面。此方面碑刻数量次之,包括寺庙、宫观、祠堂、教堂、宝塔、楼阁、道桥等建筑,反映该建筑和工程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修缮过程、布局规模及其管理等情况。在所有建筑碑刻内,寺庙的碑刻最多,其次是祠堂的,再次是宝塔、楼阁和道桥的。另外,还有道观、天主堂、圣母堂等。此方面的碑刻,既记载该建筑的历史信息,也反映多元文化的特色。

纪功方面。此方面的碑刻再次之,包括《萨尔浒山战事碑》《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优恤土尔扈特部众碑》《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等,集中反映各重大战事和事件的始末及其意义。

诗文方面。此方面的碑刻数量又次之,主要有《巴海御赐诗》《京县郊南亲劳军诗》《木兰秋狝入崖口诗》《祭北镇医巫闾山诗》《昭庙瞻礼诗》《安远庙瞻礼诗》《淀神祠瞻礼诗》《万佛楼瞻礼诗》《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木兰记》《白塔山总记》《皇都篇》《帝都篇》《喇嘛说》《三老五更说》等。这方面碑文绝大部分由乾隆帝撰写,这既可体现乾隆帝写诗论说的喜好,又能反映乾隆帝对古迹保护、犒劳功绩、引导教育、佛教理论、寺庙瞻礼、山水风景等方面理念。

总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满文碑刻具有独特价值。首先,清代勒石立碑的规制,与以往历朝历代紧密相关,在形制和功用方面,可谓传承有序,一脉相承,有助于中华传统文明的赓续和发扬。其次,清朝作为实现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推广使用多语种文字,倡导同文之治,彰显同文之盛,有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最后,满文碑刻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既有十分重要的凭证作用,也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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