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為 | 我们离赵元任有多远？——赵元任思想试述-国家民委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院

史有為 | 我们离赵元任有多远？——赵元任思想试述

发布时间：2023-09-20 作者：史有為分类：学术交流

一

一匹天马，一座高峰

1）天马。

赵元任先生一生，天马行空[①]，望尘莫及。

注1《汉语大词典》：1，神马奔驰于太空。比喻才气横逸，不受拘束。明·刘子钟《＜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於衆表者，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2.形容脱离羁绊，迅猛前进。邹韬奋《萍踪寄语》九十：“现在已自己能够制造所需要的机器，基础已立，向前发展就如天马行空，也用不着再依靠别国了。”

他为学无羁绊，无框框，自由自在，一往无前。你无法预测他的下一步。当大家都涌向平原时，他却选择走在山谷里。即使从他的字，从他日记中的字，也可以望见他的为人和他的学问。他日记里写的字犹如野马脱缰，无拘无束。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只能他自己认得。其中还常记下吃什么菜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说明日记真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备查之用，不是装潢着准备给人家看的。

2）高峰。

赵元任是一座高峰，是由语言学、数学、物理，更有音乐的多重山岭构造成的。他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传统做派，不离开事实，不随意妄断，更不主张随便建立一个学说。他吸取了古今中西的养料，融会贯通。却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XX语言学”。所有历史上的高峰我们都无法重复，也不可能原模式地超越。他们都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带有历史环境的印记。赵先生也是如此，更难重复。

3）大师。

赵元任是一位超越现代许多人的真正大师。当人们拥向乔姆斯基、韩礼德等等西方语言学大师，拥戴他们的学说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人里也产生过一位完全不亚于他们的赵元任。他前无古人，他开辟了中国的语言学之新“道”，将小学的传统路子转变为以现代科学观念引领下的语言学范式，一种以结构主义为明显色调却又超越结构主义的范式。赵元任的思想不仅仅属于现代，属于当代，也属于未来。

赵元任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继承他的学识、学风。赵先生的论述很多，笔者未能全部学习。这里仅就赵先生的起点（博士论文）以及本人曾经学习过的一些论著（包括他的收山之作）谈点感想，以纪念这位大师，并为我们的语言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二、什么造就了赵元任

1）天赋与素养。

赵先生的天赋，我们许多人不能企及。他对多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的学养也简直无法追及。没有语言天赋、辨音天赋、学-悟天赋，没有自然科学的学养，没有艺术修养和爱好，没有对语言的多方向探索，都可能没有今天的赵元任。他的跨学科素养与天赋的理解能力，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探讨这些条件（包括艺术修养）是怎么关联起来并协同地作用于他的。

2）广博与深刻。

每次研究，他都肩负新发现的责任，对旧说或传统的说法采取批判接受的态度，重新审视。他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受束缚，再次创造。他决不跟风，也不迷信，甚至对自己也采取严苛而不自我迷信的态度。

赵先生对汉语和文字都有全面性的考虑与研究。他对语音，对国语罗马字和汉字，对语法和二语教学都有全面的思考与实践。不全面接触语言，就只能做井底之蛙，更不可能产出前瞻性的想法。语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知全体焉知局部。

当我们阅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时，就会惊叹于他学识的渊博，从物理到化学，从天文学到数学，从生物学到音乐，从语音学到哲学，惊人的广泛！无一不专业，无一不在他目光与解释范围内。这是一篇带有前沿性的基础理论的论文。与这篇博士论文相比，我们现在的许多博士论文，可以说都太一般、太狭窄了。赵先生理论的高度，观察和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在1918年已经基本铸就。在语言研究中又进一步以独辟的路径再次发展了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并绘出了另一幅精彩而惊人的语言学长卷。

3）面向事实。

当我们读赵先生论文时无不为他掌握事实之多所折服。他虽然也听过语言学的课，虽然也与布龙菲尔德接触密切，但更多是根据自己了解的语言事实来重新构筑他的思想。他面向的是语言事实，而不是语言理论。他早就有了语言兴趣，有丰富的语言储备。因此他有充分的思维独立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绝对会选择独立思考并行动，而决不会随便跟风理论。理论有局限性，也会随时变化的，只有事实才是理论的基础，才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我们来看一看赵先生在晚年的几篇论文。这应该比较能代表他的成熟考虑。他在1970年发表《理论和方法之间关系的若干方面》（1992a）一文里，出其不意地列出了一个单子，把建构理论所遇到的因素分成五类：

（1）东西

（2）集

（3）符号

（4）方法

（5）理论。

他说：

很明显，我们研究第（1）类单纯东西时，理论和方法最少，当我们按顺序逐项逐类往下研究时，理论的成分就逐渐增多，到第（5）类的末尾评价和理论时，理论的涉及面就最大

他对理论的看法完全超越了传统。理论并非抽象深奥的一些语句，“理论”是人所注入的思考。当“东西”在视野外静悄悄待着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理论因素，但当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时，这里就注入了思考。那“东西”就不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带有主观意向的东西，也就有了理论的因素。理论也是有程度区别的。由理论程度的不同，研究的各个阶段就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现象。

4）谦虚与平常。

赵先生又是谦虚的。他始终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去探索新事物和老问题，不陷入旧有的窠臼，更不自我迷信。他从不端架子，从不装腔作势。赵先生有今日之成就与高度，与他这种谦逊谨慎、求教于众的精神是大有关系的。赵先生曾研制过一份《通字方案》，李荣先生提了许多意见，赵先生不但虚心接受采用，还公开在书的“引言”中记录了这段因缘：“在提意见的人之中我要特别提到一九七三年跟我讨论过的北京的语言学家同行，尤其是李荣先生，他写了二十四页详细意见，大部分都已经在本书修订时采用了。”这显示赵先生的博大胸怀与学术平等的思想。正因为赵先生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才成就了他的学问。

5）摒除功利。

赵先生以“好玩儿”来称呼语言研究。“好玩儿”就是有趣，说明他以兴趣为第一，排除了社会上的功利思想与风气。只有摒除了功利，才能超脱，才能纯粹以科学精神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三

“柔性”的最早闪烁

1）“柔性”闪烁。

赵先生1918年博士学位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所研究的是“一个连续变量函数的方法论的理论”（1918：概要）；“这项研究只是方法论中一般函数理论的一部分”（第八章之3）。在该论文中通篇闪耀“柔性”（flexibility）的光辉。他这样说：

连续性作为一种具有弹性的可扩展的方法。（1918：概要）
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认为现实是不确定的或是灵活的，而更好的说法是把它说成可塑的。像丝线或水一类的事物是柔性的，不会抵抗，会屈服于任何力量；像钢或蒸汽这样的事物在抵抗和屈服方面都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施加的力。思想的任意性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当我们采用一种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时，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做法负责的。（1918：一·2）
数学的精神是下限的精神，哲学的精神是上限的精神。科学和生活处于中间地位。但通过转换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会出现极端”“一种论证方法，是通过案例的连续性进行推理，这一方法可以用来检查有问题的差异点。（1918：八·1）
谈到更多的哲学问题，机械论和活力论的问题，或是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定义，都可以从平衡的角度来研究，这不是什么新颖的任务。（1918：八·4）

赵先生虽然没有正式使用“柔性”作为术语，但“连续性”“弹性”“可塑”“平衡”，和“中间地位”，都证明“柔性”已经在赵先生心中种下了第一茬，而在以后的许多语言学研究中则延续了以“连续性”为特征的柔性研究。

2）关键项：同一性和差异性。

如何认识连续性，如何描述连续性，如何操控连续性，这关键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

在逻辑中存在着分类问题，可以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角度通过连续性来处理，也可以从跨维度的多维原则的角度来处理。（1918：八·4）

赵先生用这个图（1918：二·）显示了如何操作使连续性得以呈现：

赵先生又用骆驼与帐篷的例子来说明连续性：

我们让骆驼的鼻子伸进了帐篷的开口。这跟不让它进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一旦我们允许了第一部分，就会引入第二个假设：没有理由不允许它再进来多一点，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它整个都进入帐篷里，同一性跨过阈值。（1918：六·5）

世界，包括语言，都充满着“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二者都是客体的，也是主观的。由这二者才形成了连续性。也由于这二者才能寻找到在主观表述、操作上的出口。而由设置或发现奇点、阈值而是主观操作的必备因素。因此所有的操作都具有了客观依据与主观选择。如果再结合语言单位天然的离散，那么它们之间的可信度也就非常自然了。任何追求“真相”（truth）的理想与操作的现实总会有差异，总不能百分百的同一。那么使用语言作为研究工具与表述工具的语言学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相对性结果。而相对性也可以是语言研究的一种柔性观念[②]。

[注2] 史有为（1990）认为语言有下列“柔性”表现：开放性、模糊性、混沌性、非系统性、多重性。主张研究应该树立整体性、相对性观念。其中模糊性与混沌性就相当于连续性。

3）连续性vs.柔性。

如果要这两个语词所指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如果比较，那连续性更具有和分析性和可操作性，更有自然科学的属性。连续，就是量的变化，就是同一性与差异性各自沿着相反方向的量变。这在现代数学的范围里，就是可分析的。而“柔性”则更具有中国的思维特点，是相对于“刚性”的概念，包含的方面也许就更多。凡是非刚性的现象都可以属于柔性。比如非系统现象，也就是例外，似乎也不属于连续性的范围。比如，语言本体的多重性，类似波-粒二重性现象，可以包含于柔性，却不属于连续性。又比如弹性，可塑性，赵先生都已经注意到。本人只是提到“模糊性”，没有从连续性方面考虑，显然赵先生的思想在科学的角度远远高过于我。

四

“零句”与连续性

“零句”最早是由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887-1949）在其《语言论》（Language，1933）里创设。布氏在该书中指出，也许所有的句子都可以区分为full sentence（整句/完整句）和minor sentence（零句/小型句）[③]（布龙菲尔德，2009：172）。

[注3] full sentence和minor sentence，吕叔湘译本译为“整句”和“零句”，丁邦新译本译作“完整句”和“小型句”。以下引句和页码都取自吕译本。

布氏此理论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④]。

[注4] 参见杜小红（2018:37）。

后者显然接受了布氏的这一对术语，并根据汉语特点进行重新界定与进一步发挥。

赵先生认为汉语的主语、从句以及句首的介词短语状语都可以看成“零句”。

句子可以从结构上分为整句和零句。整句有主语、谓语两部分，是连续话语中最常见的句型。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它最常见于对话以及说话和行动参杂的场合。大多数零句是动词性词语或名词性词语。叹词是最地道的零句。（41-42页）
主语、问话、条件小句这三种句式互相接近，可以从它们的后边可以有相同的停顿或停顿助词这一点得到证明。”（68页）“总之，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无论是S-P主语，或是S-P主语修饰一个名词，或者应该由‘在、当’加S-P主语组成的动词性词语。（吕69页2.12）[⑤]

[注5] 该语段在丁邦新全译本里是：“要是咱们记得凡是提起主题的，都是‘主语’（有的文法家管他叫‘起词’），那么像jusqu'aux enfants或‘连小孩子们’这一类的词组当做主语，就不怎么奇怪了。同样，其他用来起句的介词词组，虽然普通都把他当作副词词组看，但广义上说，也是主语，例如：‘为了这事情我真发愁。’‘在一年里我只病了一次。’这两句话介词都可以去掉，结果主语就变成普通的体词了。”（2.8.5，48页）

赵先生将句首介宾状语也视为主语，因此也就成为零句。例如：

[1] 连我都不知道。（赵元任2002，48页2.8.4）

[2] 由主席召集会议。（赵元任2002，48页2.8.4）[⑥]

[注6] 赵先生在2.8.4节还另外提出一个例句：“归各人自己料理。”他的理由是例9-12以及前面这句话里的介词都可以取消。也许这就是赵先生将它们视为主语的理由之一。

[3] 为了这事情我真发愁。（赵元任2002，48页2.8.5）

[4] 在一年里我只病了一次。（赵元任2002，48页2.8.5）

引进零句概念，显然是对传统汉语语法学的一次重大的挑战和冲击。这项假说对传统语法学是一次不小的震动。

1）新路。

“零句”是一次从汉语出发的试验，开创了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新路，有其特殊意义。汉语句子及其主语的特殊现象，让习惯于以西方“动词中心”与“S=NP+VP”分析框架的人纷纷感觉挠头，难以驾驭。“零句”的设计，解释了主语和谓语都各自有较多的构成样式，各自并有较大的成句自由度，从而打破了那种认主[=名]－谓[=动]结构为句子唯一的标准结构的陈见，开启了自主解释汉语句子的道路。

2）话题。

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可能是赵先生第一个提出的。而话题的引入，则是一次语法学的革命，它合理解释了汉语主谓之间的松散灵活的现实，使人们对汉语前后两部分的异同与配合有更深的感受，进一步撬动了西方传来的“主动宾”传统架构与理论。

3）连续性。

零句打通单句与复句以及主语和句首状语之间的隔阂，建立了一个新的连续性系统，对汉语语法的再思考与再理解具有很大的意义。

4）句子外延。

"零句”论述扩大了句子的外延。除了“叹词”与一般“问答时出现的非主谓句”以外，我们第一次在句子名下认识了以下的品种：

介绍他人或自己名字的句子，如“[这是]李先生”“张天才”（43页）
用于提示的名词句，如“第一条：…”（44页）书名、篇名、街名、车站名、商店名等作为“标题”的句子，如“红楼梦”“××大街”“當”（44页）。
用物名作命令句，如“豆腐脑儿！”“两张大人，一张小孩儿”（44页）
呼语，如“妈！”“大哥！”“修洋伞的！”（44页）

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句子的认识。

5）启迪。

“零句”论述是对传统语法理论的一记重拳，同时也打开了后来者继续探索的大门。朱德熙先生的“词组基点”学说显然就是赵先生“零句”和“话题”论述的修正与延长。零句论述实际上开辟了汉语研究摆脱印欧语眼光的研究新路。

五

“借语”所蕴涵的思想

通常，我们都使用“借词”来称呼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他语言词汇的渗透或借用现象。但这个观察显然很局限，仅仅限制在词汇。赵先生在1959年《语言问题》[⑦]

[注7] 《语言问题》第十讲语言跟文字。

首次打破了这个局限，用“借语”（borrowings）来概括这一广泛的语言渗透现象。1967年又专门就此发表《借语举例》[⑧]。

[注8] 《借语举例》是1967年的演讲。经作者修订，1970年发表于《服部四郎庆祝论文集》。

在这两个文献中，显示了赵先生研究的另外一些特点：

1）视野的开阔。

语言接触所造成的借用或渗透不仅仅是词汇，应该广泛分布于语言的所有领域。继续了这个研究，更详细、更多方面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从词汇扩展到音位、语素、短语，以及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赵先生为此提出一系列新的说法：比如“借语”“借字/借文字”“借音”“借形”“半音译半意译”“借译语/照样描”（calque，仿译词）“结构借语”“偏差借译”“偏侧性结构借语”“互借”，等等。

他用“互借”表达了两种语言之间的情况。他没有使用“贷词”[⑨]，因为语言的成分是借方主动才能进来的，而不是另一方主动借给你的。

[注9] 罗常培（1950/1989）有“贷字”一说。

[1] 也有可能是受日语的影响。日语“出版”也是及物动词。

互借，正确地定性了两种语言之间接触的结果。

在语法方面，他注意到“结构性借语/结构借语”如“被爱，被说出去”，就是受英语被动式的影响。报纸标题的“政变在越南”，则直接翻译自coup in Vietnam。

同时，他也不忘方言之间的借用，尤其注意粤语、吴语、西南官话以及北京话之间的借用现象。例如“不是纯粹语言性质的借语”，如吴语的“尴尬”借入北京话，曾经注音为“监介”。他指出：有人读为gan-gai还算好。

从这些方面看，“外来词”显然就局限了，天地小了。建立个什么“学”容易，但形成深刻的学问就难了。因为广与深是密切相关的。

2）观察的细致。

除了目光的开阔外，另外他又在研究中注入了“以事实为导向”，从事实中得出观念，改变了“以观念为导向”的研究态度。例如：

⑴他观察到越南的城市“老街”，是西南官话译成英语Laokai，以后有中国人以为是英语名称，又译回汉语成了“牢开”。

⑵他还注意到“出版”受了英语publish a book的影响，也翻译成“出版一本书”，把“出版”用成了及物动词[⑩]。

[注10] 也有可能是受日语的影响。日语“出版”也是及物动词。

⑶ 借语也包括方言之间的互借。“文白两读”就是南北方言互借的痕迹。比如：北京话“角”口语读jiao（jeau），但有时又读jue（jyue），据钱玄同、白涤洲等学者的考证后面这些 “文言音”（文读）是“从江苏、安徽那些地方来的京官带到北方的影响。”

⑷ 他发现“偏侧性结构借语”。例如：

a. 北京话：“他在那儿打猎呐”，受西南官话的影响，现在也可以说“他在打猎”。

b. 南方话：“助动词”的“有”影响了北方话。

石：他最近来了信没有？

朱（台湾）：有。（北方话里应该说：“来了信了”）

c. 吴语：死脱哉，卖脱哉，忘记脱哉

北京话：死了，卖了，忘了

国语：死掉了，卖掉了，忘掉了

⑸ 赵先生还定性了说话掺杂的外国语和真正的借语之间的区别：“前者纯粹用外国音的外国话，后者是迁就本国的音系来借用外国的语词。”例如“我下午在我office里等你。”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借用他语言音位的情况。这就确定了借语也是具有弹性或连续性的。

⑹ 赵先生指出，由于望字生义的关系，音译sandwich的“三明治”的“三”汉字义在美国激活了，转移到three decker，因此有人就提议是否将sandwich改称“二明治”。又举出“杜鲁门”（Truman），是否以为姓“杜”名“鲁门”，并以此开玩笑。

赵先生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一个真实：借语是多样的，借语跟外国语之间也具有连续性。

赵先生他观察的细致，感觉的敏锐，以及记录的勤奋，正是造就他学术光辉的另一支柱。

3）借语中涉及方法论的因子。

他让我们注意借语现象中的两个因子：

第一是借外国语词的时候总尽量用本国的音位，不求说的跟原文一样的外国音。第二是有的时候听见某外国语词有点像本国意义相近的语词，那么甚至声音不太近，也就半音译半意译的来了。

这就是说借词是由两个可能因素影响的过程与结果，一个影响因素是“语音同化”说本族语音或音位，“迁就本国的音系”。根据这一条那些完全外国音的就不是借词。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音义附会”，有点像本国的音义，也有点像外国音义，比如“雷达”（radar）和“来复枪”（rifle）。我们往往只注意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语言的接触，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但由于我们的局限，往往只看到具有语音形式的结果，而忽视了两种形式相互作用的过程。赵先生在这个讲演中几乎每个例子都说明了过程与结果。过程和结果都是观察的对象。而观察正是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4）研究也是讲故事。

他赵先生把语言研究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好像讲一个个故事，讲一个个段子。他的确是一位会讲故事的学者，将枯燥变成了趣味。但在趣味之中却道出了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即观察。观察是方法论的基础。没有观察就没有后续。观察要开阔，观察要细致；不要将自己局限于一个井口，不要只看个大概齐。观察是研究的第一步。没有开阔和细致就不可能有真实准确的分析。

六

境界

1）音位标音之议。

同样，赵先生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也闪烁着原则与灵活的结合。不说死，也就说不死。允许不同粒度或中间点的选择。如果选择A端点，那就趋向于太多的具体音色，如果选择B端点，那就是最极端的少，比如汉语元音音位就只有3个。因此各人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以及需要或可能取一个偏向A或B的中间点，或C1，或C2，或C3……。这就是连续性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一个平衡，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赵先生说：

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这个程序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但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有效的或者无足轻重的。（1918：六·0）

这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品格和胸怀。这段话还可以为他音位标音之议作一个注解：在坚持原则（“音位”）下容许有不同的灵活处理（“标音法的多能性”）。

2）奇文之谜。

赵先生有四篇以《施氏食狮史》为代表的同音奇文[11]：

[注11]通常说是三篇。我们发现应该是四篇，以shi、ji、yi、ji为同一音段。王开扬（2013）对此已有充分的论述。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它们确实是奇文。要是在今天，肯定会被编辑扔进字纸篓的。因为不符合所谓的发表规范。幸而它们如同古代的回文诗等等带有娱乐性的创作发表出来了，保留下来了。

这些同音奇文惹得许多人作各种解释。当时就有人“说我说关于罗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处上很有限制”，赵先生则声明：

跟我的意见刚刚相反。

其实我是说呀，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学本身呐，当然不能不写你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当然也非用中国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刚刚是‘有限’的反面儿——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说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普及教育啊，这些用处上呐，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语言问题》第十讲语言跟文字，150-151）

大凡自己主张什么就会“望文生义”，去臆想成什么。这倒是符合了“接受美学”的理论：作品一旦被阅读，就会由接受者做出再解读。这种解读异乎作者的创造，而是读者心理中的再创造。

我们在哪里看到赵先生终止了汉语拼音化这个理想？又在哪个地方宣布必须立即拼音化不可？没有！在拼音化这个问题上，赵先生始终坚持：

⑴ 坚持汉语的声调是汉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语音构件。这与当下一些甩掉四声作为对外推销的做法完全不同。看起来是为了让汉语走向世界，实际上却类似于“谋害”汉语。

⑵ 只要能听懂，用拼音表达当然也就能看懂。为此应该在口语文体的场合就可以采用拼音表达。他与老一代语文学家，如叶圣陶、吕叔湘、朱自清、魏建功等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样怀有用口语改革汉语的书面语的理想。他的《中国话的文法》就是从另一角度的一个证明。同音奇文的表达形式并不能证明汉字好或坏，只能说明书面语言的现代化和书面语的口语化是多么重要。

⑶ 在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赵先生是一种灵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需要用汉字的场合“非用汉字不行”，而在自然科学、工学等的场合“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至于现在不用，赵先生认为

一是我们还没有制出新公式来，还没有想到一这个必要”

二是“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是“整个儿社会”“还没有成熟”（同上150-151）

3）超越结构主义。

许多人都说赵先生是结构主义的大家、大师。的确，赵先生是受到布龙菲尔德的影响，也采用了许多这个学派的方法。例如他使用停顿给句子下定义。但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结构主义，不再是A与非A的分析。从他博士论文开始，已经发展出另外一种研究路子。连续性就是。这是一种柔性现象。许多研究里他都贯穿了柔性的思想，只是没有竖起这面旗子。无论是主语与分句的连续统现象，还是借语的纷乱现象，以及在对待拼音化问题上，都无不体现了他应对连续现象的观点。结构主义只是在描写，而他的语言研究同时充满着解释，连续性、多能性，以及认为汉语里没有对应西语word的单位，都超越了结构主义。赵先生的特点是到处游历，遍地植树，却不树旗帜。联系到眼下到处出现的“XX语言学”，就可以知道他的伟大。

七

一位真正的人

1）幽默提醒。

赵先生谦虚倾听意见，不耻下问，但也会对不满意的研究发表意见。但他常常喜欢用他独特的幽默方式提出意见，让人下得来。比如他给丁邦新翻译版《中国话的文法》写了这样的序：

丁邦新同事寄來了一份他翻譯成中文的我中國話的文法的序跟序論，寄信叫我寫一序。我看了一看他翻譯的兩篇東西覺得寫的完全合乎我說話的口氣，一點沒有那些“漢語語法”一類的專門名詞的氣味，所以我雖然沒有看完全書的譯文，可以相信一定會合乎我所希望看見的中文的‘中國話的文法’，我就放心等著了。

趙元任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序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赵先生序里所说“那些“漢語語法”一類的專門名詞的氣味”必有所指。指的是什么现象？赵先生很委婉，而我们也回避了。但这确确实实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有偏离语言事实研究而热衷于“专门名词”的“气味”？是否过分在名词上较真儿而忽略了研究的真谛？我们是否过于关注“语”而忽视了“话”和“文”？这是文风问题还是学风问题？或是兼而有之？再或者就是指本体研究的范围和方向？但无论所指哪一类，这样的提醒也是够幽默了。幽默是一种善意，让人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沉思。

是啊，我们的确应该反思、反省一下研究的历史和现实了。

2）真正学人。

赵先生活得真实，活得洒脱，活得好玩儿。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我们千万不要神化先生。只有神才距离遥远，不可超越。神化他，这完全不是赵先生所愿。在今天数据化和网络化的条件下，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某些局部超越先生。而赵先生也不希望“后无来者”。赵先生是个复杂体，必须实事求是，用多维度、多角度、多方面看待他的所有。他有巨大成就，但肯定也会有局限或疏漏。比如：

赵先生在“零句”论述上有所疏漏[12]。

[注12] 见史有为（2020a），其中主要指出话题过分等同于主语以及鉴别标准不够统一等几个问题。

也许因为受到教科书性质的限制，缺乏严密论证的机会，不免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等问题。笔者的质疑，目的就是要还原赵先生，让赵先生代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范式能够传承下去。又比如：赵先生对句子的界定是：“句子是两头被停顿限定的一截话语。这种停顿应理解为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13]

[注13] 杜小红（2018:37）：“布氏借用位置的概念解释句子，简单易懂，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语调因素。布氏虽也提到了语调，但只是把它当作区别句子类型的因素。”朱德熙(1982:21-22）认为：“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着一定的句调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形式。最短的句子只有一个词”。这个定义显然是对布氏与赵书的修正。

但显然缺少了很重要的一个形式特征，即成句的“句调”。

赵先生若地下有知，即使这些质疑还很不成熟，甚至误解了他的原意，他老人家也一定是欢迎的，也会原谅的。

我们离赵元任先生引领性的思想与境界还很远。但我们又相信，但总会有人在不同领域里分别追赶上去的，因为时代又赋予了我们新的条件，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2023.7.大暑

参考文献

杜小红：2018，《语言论》的零句观与汉语零句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5期

罗常培：1989，《语言与文化》（初版1950，北京大学），北京：语文出版社。

石锋：2023a，重新认识赵元任——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会的总结发言，《实验语言学》第12卷第1号。

石锋：2023b，《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赵元任博士论文》序言（待刊，写于2023年6月1日）

史有为：1990，语言研究中的柔性观念，《汉语学习》第4期。

史有为：2013，《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有为：2020，“零句”论述质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史有为：2022，从指称-陈述与典型性看单复句及其接口，《语言科学》第4期。

王开扬：2013，赵元任三段同音字“奇文”的语言学阐释——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现代语文》第1期。

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节译本，英语初版1968），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80a，《语言问题》（初版1959），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80b，《中国语的文法》（丁邦新全译本，英语初版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92a，理论和方法之间关系的若干方面（1970），《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袁毓林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92b，借语举例（1970），《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袁毓林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92c，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袁毓林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2023，《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18），中译：石锋、潘韦功，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朱德熙文集》（1999，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CHAO, Yuen Ren：1968，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国话的文法》），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